它们大多免费得到或者仅缴纳少部分费用获得国有土地，以近乎建筑成本的价格在内部销售，并且拥有产权。
（来源：《中国企业家》2013年第5期）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现在问题又成堆，所以需要研究，需要从问题出发去找出体制的原因，然后梳理，根据轻重缓急、配套关系，搞出一个所谓的路线图。
我们的体制就是列宁斯大林体制。在实际行动上，2006年前后，国资委的文件就调转方向，向另外一个方向走了。靠大发钞票来支撑增长，造成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现在有两个问题绕不开：一是旧的增长模式绕不开。有些人可能希望保持现在的地位，但形势有时候比人强，说非要坚持这一套也不行。
记者：改革本身只是个中性词，具体往哪个方向改似乎应该更加明确一些。而共识，是一个国家顺利改革的必要条件。在现在的数字货币（digital money）时代，货币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贷款而产生，因而事实是银行贷款创造银行存款，而并不主要是因为央行在主动地向经济体内注入货币。
不干可能不犯错误，但要承担历史责任。一方面，经历了30多年超过9%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速已显下移迹象，而发现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已成了中国政府新领导人乃至社会各界所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从预算民主的理念讲到了政府领导人在推进下一步改革问题上的言与行，作为与不作为，并讨论了该如何作为。因此，笔者相信，凯恩斯的这一判断是对的：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供给并不是央行可以自行决定的，而是由经济体系内的许多因素决定的，因而货币尤其是广义货币M2，则是由一国经济活动内生创生出来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全国人大代表叶青，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天津财经大学首席教授李炜光，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教授，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经所研究员、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冯兴元教授、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院长吴弘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小兵教授、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岗研究员，以及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与管理学院院长马骏教授（书面交流与参与）等近20位长期关注这个问题的国内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正是因为这一点，从物价，到税收，从政府投资，到提出央行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所涉及到的宪政问题，这一篇的大多数文章都是在谈改革与发展问题，而不仅仅只是谈中国的宏观经济动态、趋势和经济政策问题。
2012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主持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也表示，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这个修改意见的缘起是，在《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2012年7月6日挂在中国全国人大网上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后，我们发现，这次预算修正案，尽管在一些具体条款和用辞上看似有所进步，但许多实质性条款上却有重大的倒退，离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在第一篇的文章分析现状和提出问题后，第二篇则从近些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急剧增长和财政支出所带来的种种问题，讲到未来中国民主和法治建设的可能的和可行的演变逻辑。通货膨胀与货币内生论本书第三篇是关于近几年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动态的近20篇文章。
然而，这3年期间广义货币却增加了37.65万亿，而另一方面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内外其他金融研究机构的数据均表明，近些年来中国广义货币和狭义的流通速度在下降，货币乘数也在下降。可是，到现在又有几位经济学家能真正明白，从2009年到2011年，中国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量并不很大。一方面，经历了30多年超过9%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速已显下移迹象，而发现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已成了中国政府新领导人乃至社会各界所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国内外许多经济学界的同行、朋友、学生乃至财经界和媒体界的人士对这一组文章还是比较认同的，其中一些文章和观点也曾为一些政府决策层人士所认可和赞赏。
十八大一结束，新上任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后所举办的第一次政治局学习会上就明确地说：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具体说来，要从制衡政府的征税权和财政支出要受到人民代表的立法机构的制衡与监督开始，构建起公开、透明、民主和法治的政府财政预算制度。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需要考虑修改中国的预算法以及宪法中有关政府征税权的条款，明确把政府征税须征得纳税人代表的同意以及政府每一笔预算支出都要经纳税人选出的代表审议批准这类保护纳税人权利的条款写进预算法和中国宪法。到2011年末，中国的广义货币则达到85.16万亿元，3年净增了37.65万亿。
中共中央十八大报告一方面写入了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因而可以认为，本文集第二篇的这12篇文论和访谈，以及第五篇有关中国预算民主建设的一些文章，尽管大多看来好像是以提出具体改革方案的形式出现的，但实际上笔者宁肯把这些文章视作为对现代民主政治理念所做的知识普及或启蒙，而不是提出现在就能付诸实施的且具体可操作的改革方案。改革是最大的红利经过1978年以来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当今中国大陆社会已经走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以财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切入点这本文集2012年7月由中信出版社初版。本书第五篇又回到了未来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一些话题上来。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本书第四篇收入笔者的一篇长文和两篇长篇访谈，对世界经济格局及其走势谈了自己的一些判断。2008年下半年世界经济衰退以来，中国政府所启动和推动的可谓是在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规模的铁（路）、公（路）、基（建）投资，才是这几年快速经济增长的成就和通货膨胀乃至未来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麻烦问题的根源。
从某种程度上，撰写这些宏观经济时评，是被媒体界的编辑和朋友们拖下了水。必须充分认识加快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尽管如此，笔者从一个多年研究制度经济学、经济哲学、语言哲学与道德哲学的纯思辨理论的思考者，转而撰写这些形而下的宏观经济时评和政论，丝毫不后悔。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即使算入这3年狭义货币M0净增量1.65万亿元（即印发出的钞票），央行总共才增加货币供应量4.65万亿。笔者在这两篇文章所要传达一个基本信息是：经过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正在下移。在这一组文章最后一篇入世十年和未来十年中国的选择一文中，根据当下中国大陆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公民对未来良序社会之憧憬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 12字箴言，对这部文集的理论宗旨和核心理念做了明确表述和澄清：法治民主政制下的良序市场经济秩序，是未来中国当走的路。这部文集中的绝大部分文章，正是围绕着上述问题而撰写和展开的。
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当为之呼喊、奋争和努力。这两篇均呼吁：政府决策层、中国的企业家、经济学家乃至社会各界人士，对此要有理性预期和思想准备。
尽管几乎每篇文章都有当下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数据和事实，但这本书的大多数文章均指向未来，即本书的主旨不仅仅是描述和解释当下，而是从现实问题中思考和探索未来中国当走的路。这本文集第一篇的十篇短论在于把脉当下中国经济社会现状——包括成就与问题，并着重讨论了国内外一些媒体人士所热炒的中国模式问题。
换句话说，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市场化了，但是如何建设现代民主政治，如果走向一个良序的法治国家，才是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第二，尽管在本书第二篇的这11篇文章反复讲述了这样一个观点：预算民主应该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和基本问题，因而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政府预算公开、透明和政府财政收支要受到实质性的监督和制衡开始，但是笔者自己心里非常清楚，没有选举民主，即没有纳税人自己能真正选举代表进国家立法机构来制衡、监督和批准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预算民主对当代中国大陆13亿公民来说，将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和梦想。
在这样的中国与世界经济格局中，不了解西方发达国家这次衰退的真正原因，也不可能对中国的宏观经济现状和走势有一个到位的判断。2010年净投放8，895亿元，而2011年净投放19，070亿元，故3年期间，中国央行才共增净投放基础货币 3万亿左右。由此，这些年我与天津财经大学的李炜光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的蒋洪教授，全国人大代表叶青教授等学者一起，一直在利用一切场合不断地宣讲这样一种看法：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民主政治，就要把财政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切入点。最后，笔者讲出了本书所要传达的一个基本理念：政府权力受到实质性的制衡，是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
借此机会，我这里谨向海内外广大读者交代两点：第一，正是通过我们这近20名长期关注预算法修订的参会专家、学者的共同意见，以及全国其他地方的专家、学者、全国人大财经委和中国央行领导，乃至关注这个问题的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改变了这次预算法的修改进程，即全国人大常委并没有按原定计划在8月底三审二审稿，也没有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讨论、审议和通过新的《预算法》修正案，而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则决定本届人大不再审议预算法修正案。由此，笔者也一直相信，除非人类在未来能够发现像蒸汽机、内燃机、核能、航空、航天技术以及计算机IT网络技术这样能改变整个人类生活方式的大的科技革命，这次西方发达国家乃至全世界的经济衰退将是一个长萧条。
在中国经济连续近10个季度增速渐进下移时，千万不能像2008年下半年那样想指靠启动新一轮大规模的政府铁、公、基建设投资和靠天量银行贷款来保8％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了，这样会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的。《预算法》修订与预算民主与2012年7月中国大陆出版相比，这次海外繁体版新增了笔者新近发表的有关中国的预算法修订的四篇文章，并在后面加了一个附录四：对《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的五点修改意见。
也再次谨志对北京中信出版社的陶鹏编辑自其中的协调工作的谢忱。这主要是因为，正是基于自己的思辨经济学理论的视角来观察和反思现实经济与社会问题，才得出了与大多数经济学家和财经媒体界人士一般不同的理论判断和见解，且在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几年自己的一些宏观判断和见解，已被现实证明是站得住脚的和大致没错的，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篇觉得是离谱、需要隐藏和事后修改的。